11月21日上午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学院Hamish Stewart教授作为扣扣天美果冻制片厂Global & Comparative Law系列讲座主讲嘉宾，以“加拿大证据法改革”为题做了讲座。本次讲座由扣扣天美果冻制片厂教授吴洪淇主持。
本文以文字形式记录讲座内容。
Hamish Stewart：
吴教授在开场中提到，中国学生通常对英国、美国的证据法有所了解，但对加拿大证据法关注较少。其实普通法体系并非单一整体，而是包含多个分支。加拿大、美国、英国虽同属普通法国家，但在证据法改革上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径。了解加拿大的改革实践，能让大家看到普通法体系下解决法律问题的多元可能，这正是这个主题的价值所在。
今天的讲座我会分为四个部分：简要介绍、普通法审判程序概述、传统普通法证据规则，以及加拿大证据法改革的核心内容。吴教授告诉我大家对前两部分已有一定了解，所以我会简要带过，重点聚焦改革部分。
所有普通法国家的证据规则在70到80年前基本相似，都起源于英国普通法，仅存在少量地方性差异。但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，各国改革路径分化，如今差异显着。要理解普通法证据规则，首先要明确其审判程序的核心特征：
一是对抗制属性。诉讼由双方当事人推进，民事案件中的原告与被告、刑事案件中的控方与辩方，决定案件如何呈现、提交哪些证据、提出哪些论点。法官和陪审团没有调查权，不主动收集证据，完全依赖双方提交的材料。
二是言词审理传统。普通法始终认为，查明事实的最佳方式是让了解案情的人出庭作证、接受询问。具有第一手知识的证人需到庭陈述，陪审团通过观察证人作证时的举止判断其可信度。但我个人不确定这是否真的能有效辨别真相，毕竟人们可能擅长有说服力地撒谎，或因紧张等原因表现得像在撒谎。
在证据提交规则方面，除非双方达成协议或法律有例外规定，所有证据需通过证人引入。文件、录像等材料也需通过证人证明其真实性，否则可能因属于传闻证据而不被采纳。这与中国、法国等依赖书面证据的体系有明显区别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加拿大近年的判例也在挑战传统。比如穆斯林女性要求戴面纱作证的案件，以及疫情期间全员戴口罩出庭的情况，都让我们重新思考“观察证人举止”这一传统原则的合理性。
普通法审判法官的核心职责_x0008__x0008_之一是判断证据的可采性：若法官认定证据不可采，陪审团（或无陪审团时的法官）需忽略该证据。这对法官而言虽有难度，但通过训练和实践已形成职业习惯。
证据规则的目的多元且可能相互冲突：既要准确认定案件事实、防止陪审团接触不可靠证据，又要维护程序的对抗性和言词性，保证诉讼公平，还要尊重证人，同时兼顾诉讼效率。加拿大宪法规定被告人有权在合理时间内受审，这也给诉讼效率带来了压力。
传统普通法证据规则数量众多，核心原则是“证明力大于偏见性影响”：若一项证据的证明价值低于其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，法官应排除该证据。这一原则成为加拿大证据法改革的重要基础。
这里我重点说说传闻证据规则，这是普通法证据规则中最复杂、也最难为非普通法国家学习者理解的部分。传闻证据的核心定义是“庭外陈述，且为证明该陈述内容的真实性而提交”。比如证人称“某人告诉过我某事”，而陪审团需采信“某人”的陈述为真，就属于传闻证据。
传统普通法禁止传闻证据的核心原因，并非单纯因其不可靠，且事实上传闻证据有时非常可靠，而是它与对抗制程序相悖：庭外陈述者未宣誓、无法被陪审团观察举止，也不能接受交叉询问，其陈述的真实性无法通过传统程序验证，这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公平。
尽管有禁止规则，但传统普通法存在大量传闻证据例外，且这些例外是固定的。若某项传闻证据不符合任何例外，就绝对不可采。1965年英国的惭测别谤蝉案就是典型：汽车制造商的商业记录完全可靠，但法院因其并无对应的例外情形，仍裁定其不可采。加拿大的奥颈濒濒颈补尘蝉案也类似：被告人被控纵火骗保，有证人称他人承认该罪行，但该陈述因无传闻例外而被排除。这类案件暴露了传统规则的僵化，推动了普通法国家的证据法改革。
普通法国家的改革路径差异显着。英国在惭测别谤蝉案后，议会通过成文法修改证据规则，改革以立法为主导；美国通过法官制定《联邦证据规则》，本质是普通法的法典化，改革由法官主导；加拿大几乎没有系统性的立法改革，法官也未利用规则制定权大规模修改证据法，而是由最高法院通过个案审理，逐步推行“原则化路径”改革。
原则化路径的核心是个案判断，直接适用证据规则的立法目的，而非机械套用固定规则。简单说，就是用“标准”替代“规则”来判断证据可采性。这一改革已影响加拿大证据法的多个领域，包括专_x0008_家意见证据、被告人供述、类似事实证据等，其中在传闻证据领域发展最成熟。
以类似事实证据为例：传统规则禁止控方用被告人过往的不良行为证明其当前被控罪行，但原则化路径下，若该证据能证明与当前指控相关的特定性格特征，且证明力大于偏见性影响，就可被采纳。
传闻证据的原则化改革是加拿大证据法改革的核心，其判断标准为“必要性”和“可靠性”，替代了传统的“规则+例外”模式。“必要性”通常指陈述者无法出庭作证，比如陈述者死亡、年幼、患有精神疾病、移居国外无法召回，或陈述者翻供。“可靠性”有两种判断方式，一是陈述作出时的环境使其可能真实，如碍丑补苍案中，年幼被害人向母亲陈述遭受性侵，无撒谎动机，且有物证佐证；二是虽无法确定陈述本身是否真实，但庭审中有足够工具让事实认定者检验其真实性，如陈述有录像记录，且陈述者可接受交叉询问。
2006年的碍丑别濒补飞辞苍案是原则化路径的标志性案例，能很好体现加拿大改革的特点。
碍丑别濒补飞辞苍是多伦多一家养老院的经理，被控严重伤害养老院老人厂办耻辫颈别苍先生。但庭审前厂办耻辫颈别苍先生因年老多病去世，控方希望提交他生前向警方作出的录像陈述作为证据。该陈述属于传闻证据，且无传统例外可适用。
一审法官根据原则化路径，认定该陈述具备“必要性”和“可靠性”，予以采纳，碍丑别濒补飞辞苍被判有罪；上诉法院推翻了这一判决，认为该陈述不可采；最高法院最终维持了无罪判决。
最高法院的理由包括：第一，必要性成立，因为厂办耻辫颈别苍先生死亡，确实无法出庭。第二，可靠性不成立：一方面，厂办耻辫颈别苍先生被诊断出痴呆和偏执，精神状态可能影响陈述可信度，且其最初向养老院厨师陈述时，厨师可能因对碍丑别濒补飞辞苍不满而影响其陈述；另一方面，该录像陈述内容杂乱无章，且厂办耻辫颈别苍先生无法出庭接受交叉询问，庭审中没有其他工具可检验陈述真实性。
碍丑别濒补飞辞苍案的重要意义在于，它既确立了传闻证据原则化判断的清晰结构，即必要性+可靠性双标准，又重申了普通法的传统，即书面或录像材料不能替代证人出庭接受交叉询问。
原则化路径实施后，加拿大证据法出现了一些后续问题。第一，原则化路径与传统规则的关系。25年前的厂迟补谤案中，最高法院曾考虑用原则化路径完全替代传统规则，但后续判例又回归“两者共存”，即先按传统规则判断，再按原则化路径审查。这增加了法律适用的复杂性。第二，可靠性判断的主观性。部分案件中，不同层级法院的法官对同一证据的可靠性判断差异极大，如厂.厂.案中，对于儿童庭外陈述的可靠性，法官们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观点。第叁，对诉讼效率的影响。相较于传统规则的“非黑即白”，原则化路径的个案判断耗时更长，导致诉讼更复杂。
但总体而言，原则化路径也有积极意义，如陪审团能接触到更多可靠的传闻证据，个案证据可采性判断更合理。对其他普通法地区而言，加拿大的路径也提供了一种改革参考。
加拿大证据法的原则化改革，是普通法体系下通过司法实践实现法律革新的典型案例。它既突破了传统规则的僵化，又坚守了普通法对抗制程序的核心价值，为平衡证据可靠性、诉讼公平与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了解普通法证据法的多元发展路径，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与我进一步交流。
讨论环节
提问一：原则化路径的适用范围如何？是否仅限于传闻证据规则？
原则化路径在传闻证据规则领域发展的最为成熟。除了传闻证据，原则化路径还适用于专_x0008_家意见证据、被告人供述、类似事实证据等领域，但对特权规则（如律师-当事人特权）几乎没有影响，法院对特权规则仍保持严格态度。
提问二：为什么加拿大最高法院要采取原则化路径这种方式？
我认为因为议会没有采取体系化的回应方式，所以法院觉得自己可以逐渐改变法律。而且我认为他们认为这是逐渐改变法律的一种方式，因为如果他们直接废除现行法律并宣布新的法律，就会被指责超越了法院、法官的权力。循序渐进的步伐更符合普通法的传统，因为在普通法中，法官一直都有一定的创造性作用，但是一步一步来，不是一下子迈出一大步。
提问叁：如何理解证据的必要性？必要性是否等同于具有证明力？或是否与相关性相同？
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但答案皆非二者。相关性是证据可采的前提，不相关的证据会被直接排除；必要性与证明力不同，证明力是证据对认定事实的帮助程度，而必要性仅与陈述者能否出庭相关，叁者完全不同。
为什么那个人不在这里？这是必要性的问题。我们没有一份对于为何传闻证据可能必要的具体原因清单。但常见的原因有，比如，那个人已经去世了，这就是我们无法让他出庭的原因。或者那个人太小不能作证，就像卡恩案中那样。我们过去有一条配偶无作证能力规则，即配偶不能作对另一方不利的证词。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条规则了，但过去有，当时这就是必要性的另一个来源。如果另一方的庭外陈述是由被告的妻子作出的，那么她就不能被传唤作证。所以如果无法让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出庭作证，那么该陈述就是必要的。有一个案子涉及到了这一点，但这不是该案的问题所在。这只是该案事实的一部分。他被指控谋杀了一名年轻女子，并与妻子就此事进行了电话交谈。这是该案中非常重要的电话交谈。但她无法出庭作证。她原本来自日本。这件事发生_x0008__x0008_之后，她感到厌恶，于是搬回了日本，所以她不能作为证人出庭。有一些判例法规定，如果证人作证会让孩子受到精神创伤，这种情况是否构成必要性？在碍骋叠这个案子中，有叁个年轻人。碍骋叠是个年轻人，他被指控过失杀人。控方称他在斗殴中杀了人，当时有叁个证人在场。他们告诉警方是碍骋叠干的。但到了庭审时，他们却说，不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。法院认为他们撤回证词使得他们_x0008__x0008_之前的陈述具有必要性。没有固定的类别。这取决于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从声明人那里获取信息。
很抱歉我不能给您一个定义。我知道我只是在给您举例子，再给您一个定义。但判例法就是这样规定的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涉及的证人要么已经去世，要么撤回了证词，所以显然有必要。
提问四：加拿大未来是否会制定统一证据法典？
我认为可能性极低。20世纪70年代曾有学者和律师起草《统一证据法》，但因选举等政治原因未获通过。证据法并非加拿大的政治热点议题，没有政党会以此为竞选纲领，因此短期内不会有系统性立法改革，最高法院仍会通过个案逐步推进改革。
我认为更加实际的问题是，加拿大最高法院对很多证据规则还没有做出评价，导致其仍呈现非常传统的结构。加拿大最高法院会对此类证据规则做点什么吗？我认为加拿大最高法院可能会继续以普通法的方式修补证据法。
提问五：加拿大的证据分类是什么样的？
我们并没有像中国一样分类，我们根据陪审团将如何处理证据来分类证据：是道听途说吗？我们要相信这个陈述的真实性吗？他们是否会采纳证人的意见是其中的一个特点。因此，我们根据事实发现者使用证据的方式对证据进行分类，而不是根据文件或文件是否可能是道听途说。事实上，他们经常是道听途说。正如我们在科恩案中看到的那样，录像可能是道听途说。所以我们两个国家对对证据的分类方式是不同的，但对于你的问题，我想谈谈另一个方面。证明力并非预先确定的，而总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，因为你无法提前判断一份文件是否会成为证据，一份文件可能充满谎言，也可能是一个准确的陈述你无法提前知道。证据的证明力始终是由主审法官逐案确定的。
提问六：原则化路径的作用是什么？它似乎能让更多证据进入法庭，使定罪变得更加容易，法院作出如此改革的原因是什么？
我会回答你的问题，但让我先谈谈你的问题的一部分，即使你可能不是故意的。通常，原则化路径可能会让证据进入法庭变得更加容易，但并非均如此。比如在类似事实领域，原则化路径可能会使_x0008__x0008_之变得更难，对起诉而言会变得更加严格和困难。有人认为，原则化路径既可以用以排除传闻，也可以用以接受传闻。当传闻证据在传统规则下是可以被采纳的，但确实不可靠的，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排除它。所以动机不是直接为了获得更多的定罪，其动机是为陪审团提供更可靠的证据。通常这些变化对控方有利，但这是因为控方有举证责任。因此，任何有利于引导证据的规则变化都将有利于控方，但这并非是直接的目的，直接目的应该是使陪审团获得可靠的信息。比如，在专_x0008_家证据领域，过去专_x0008_家可以在法庭上任意发言，并获得陪审团的相信。所以专_x0008_家证据领域的改革实际上是为了减少，而不是扩大证据进入法庭的门槛。所以我真的认为更重要的是让证据更可靠，而不是让更多的人被定罪。
提问七：加拿大原则化路径受到一些人的推崇，但在中国，当法庭享有大量自由裁量权时，往往会受到学界的质疑，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？
感谢你的提问，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，原则化路径通常是一种排除有害证据的权力。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信任。这绝对是个事实。十分有趣的是，除了在期刊上，我很少看到有人在证据法领域批评法院享有过多权力。我认为原因可能是证据法对法官和律师来说是非常实际的日常工作，即使我们可能在其他重大的社会政策问题上不信任他们，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信任他们，因为这是非常实际的，这是他们的日常工作。他们可能不太了解一些有争议的社会政策问题，但也许他们最了解证据规则。这是我推测的一些想法。
提问八：原则化路径与宪法有何关系？
加拿大1982年《权利与自由宪章》是重要背景，尤其是第7条规定“人人享有生命、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，非经符合基本正义原则的程序，不得剥夺”。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明确，“证明力大于偏见性影响”是宪法层面的基本正义原则，成文法改革需符合这一原则，否则可能被宣告无效。
提问九：无陪审团的法官审判中，证据可采性判断是否会推迟到庭审结束？
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对于专_x0008_家证据，部分法官会为提高效率推迟判断，但对于传闻证据，法官通常会在证据提交时即时判断，否则双方在庭审结束时的辩论将缺乏明确依据，无法确定可依赖的证据范围。
